因农而生，与农共荣。

　　改革开放四十年间，中国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2%跃升至2017年的58.52%，并且仍在快速提升。城镇化率提升的背后，是富起来的农民，强起来的农业，美起来的农村。四十年间，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4元，增加到2017年的1.3万元，是当年的100倍。粮食总产量从1978年的6095亿斤，增加到2017年的1.2万亿斤，人们的需求从“吃得饱”向追求更美好的生活转变。

　　农业、农村巨变的背后，离不开金融力量的支持。1979年2月，中国农业银行恢复设立，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家恢复设立的国家专业银行。历经国家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轨、股改上市乃至新时代等不同发展阶段，服务“三农”一直是农业银行的底色，农业银行始终坚持贯彻落实中央赋予的支农定位和职责，适应不同时期农业农村经济特点，用金融之水灌溉“三农”之花。

　　作为“三农”金融服务的国家队和主力军，农业银行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坚持“服务三农、做强县域”的战略定位，在服务“三农”的同时实现了自身发展。截至2018年9月末，农业银行县域发放贷款和垫款总额3.94亿元，较上年末增长10.55%。县域吸收存款7.41万亿元，较上年末增长7.10%。

　　截至2018年9月末，农业银行资产总额达到22.7万亿元。在英国《银行家》公布的2018全球1000家大银行排行榜上，以一级资本计，农业银行位居第四位。

　　四十年服务“三农”初心不变

　　1978年11月的一个冬夜，安徽凤阳小岗村一间茅屋中，18户村民在一纸秘密契约上按下手印，分田到户，包产到户，实行农业“大包干”，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随农村改革启程的，亦有农业银行的改革和发展。1979年恢复成立之初，农业银行的主要任务是，“统一管理支农资金，集中办理农村信贷，领导农村信用合作社，发展农村金融事业。”按照专业银行的业务分工，农行遵循“以粮为纲、农林牧副渔并举，提高经济效益，活跃农村经济”的指导方针，将全部贷款的98%以上集中投向了农村，大力支持农业资源开发和技术改造、国家商品粮棉糖生产基地建设、粮棉转化转产、土地治理与开发、“星火计划”、“丰收计划”等，进一步增强了农业农村发展后劲。

　　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为解决农产品“卖难”和乡村工业发展需要，中国农业银行将每年涉农信贷计划的60%和2500亿-3200亿元的累放信贷额度，用于支持供销社、农副产品收购和乡镇企业发展，对促进农村工业化、增加农民就业起到了积极作用。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启动了国有银行的商业化综合改革。1993年12月25日，国务院发布《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要求建立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离，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建立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1994年，国家组建农业发展银行，将涉农政策性金融业务从农业银行分离出来，开启了农业银行由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轨的历程。1996年，农村信用社与农业银行脱钩，农业银行商业银行体系架构基本确立。

　　“向商业银行转轨不能转支农方向。”农业银行曾屡次强调：“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今后较长的一个时期，都要把支农作为国家赋予农行的一项重要任务抓紧抓好，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和贻误。”

　　农业银行调整市场定位，确定了“积极巩固、调整和提高农村业务，大力拓展大城市业务，重点发展中小城市业务”的经营战略，建立大型商业银行城乡并举、综合经营的优势，实施“以东带西、以城补乡”的模式，进一步加大服务“三农”力度。以推动农村产业结构转化升级和提高支农资金使用效益为目标，以支持农业产业化、农村基础设施、特色资源开发和农村电网改造等为重点，进一步增加了信贷投放。在这一演变进程中，农业银行紧跟中国经济改革步伐，为农村商品生产、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农业产业化发展、农民脱贫致富提供了全方位金融服务。

　　在农村改革的进程中，以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为代表的商业形态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在农业银行鼎力推动下，昔日的一些家庭作坊转变为今天的大企业，曾经的种植户、养殖户演变为现在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像义乌中国小商品市场、万向集团、波司登羽绒服公司等一批闻名海内外的企业，在其成长之初，第一笔贷款都是农业银行发放的。万向集团与农行的合作，从1980年初一笔100万元的贷款起步，40年来一直密切合作，截至目前，农业银行累计为万向集团提供各类信贷资金超过500亿元，陪伴万向集团成长为日创利润过亿元的大型跨国集团。波司登品牌创始人、董事长高德康也曾表示，“在波司登的发展过程中，农业银行始终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2007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确定了农业银行“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的改革原则，农业银行由此开始进入建设现代化商业银行时期。

　　“股改不改服务‘三农’方向，上市不减服务‘三农’力度”。迈入新时代，农行明确表示，始终高举服务“三农”、做强县域旗帜不动摇，始终坚持商业化服务“三农”不动摇，砥砺奋进切实做好新时期服务“三农”工作。

　　三农金融事业部拓荒

　　党中央始终高度关注“三农”事业发展。2004年1月，针对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增长放缓的情况，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中央一号文件”《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此后中央一号文件便成了党中央关心重视农村问题的代名词，至今连续十五年中央一号文件都以“三农”为主题，凸显了“三农”事业在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的重要性。农业银行肩负着更艰巨而崇高的历史使命。

　　在建设现代化商业银行的同时，农行也开始了三农金融事业部的试点和探索。

　　“这种事业部制管理模式和其他多项改革措施在国内属于首创,缺乏可借鉴的经验，本行无法保证相关改革能在既定时间内取得预期效果。如果任何一项措施失败或未能达到预期效果，本行三农金融业务乃至全行业务的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都可能受到重大不利影响。”这段表述来自农行2010年的招股意向书，道路的开拓者无疑要披荆斩棘。

　　运行机制上，农行建立起“六个单独”的事业部经营机制，在资本管理、信贷管理、会计核算、风险拨备与核销、资金平衡与运营、考核激励约束等6个方面单独管理。同时，国家对农行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试点实行监管费减免、涉农贷款营业税优惠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等三项扶持政策。2017年4月，农行在所有县域支行全面推开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

　　实践证明，农行的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符合我国国情和农行行情，是破解大型商业银行服务“三农”世界性难题的有效探索和实践。在金融业进一步加大服务“三农”、服务小微企业的背景下，多家银行成立了普惠金融事业部，邮储银行也成立了三农金融事业部，农行的探索经验提供了良好借鉴。

　　国际上罕有大型商业银行持续开展农村金融服务的成功案例。农行凭借在服务对象的普惠性、服务内容的全面性、服务手段和方式的创新性、运作的商业可持续性上的实践，在2017年9月被纳入全球知名商学院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案例库，为全球普惠金融实践贡献了中国智慧、农行方案。

　　基础金融服务全覆盖

　　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一个叫阿土列尔的小村落，坐落在海拔1400-1600米的山坳中。当地村民走向外面世界要借助17条218步藤梯，在没有防护装置的情况下，徒手攀爬落差800米的悬崖，这里也因此被称为“悬崖村”。且不说出行受限，享受最普通的金融服务都是奢望，想查账或是取钱，往返就要花上5、6个小时。

　　电子通讯技术为进一步拓展农行服务边界奠定了基础。2016年，农行为“悬崖村”安装了“银讯通”，村民不用下山就能享受取现、转账、缴费等金融服务。在高寒缺氧的西藏地区，农行机构网点占全区银行业金融机构的75%。其中490个在县域及以下地区，覆盖西藏61%的乡镇。西藏分行还设立了5271个三农金融服务点，覆盖西藏全部乡镇和81%的行政村。在多数县域及以下地区，农行是当地罕有的金融服务机构。在一些交通不便的特殊地区，农行员工通过“马背银行”、“摩托车银行”、“帐篷银行”等流动金融服务方式，为当地居民和农户提供账户开立挂失、存取款、汇款等金融服务。

　　在中国地图上，从黑龙江黑河到云南腾冲有一条“人口地理分界线”，以此线为界,东南半壁占国土面积的 42.9%,人口占 94.4%,西北半壁面积占 57.1%,人口仅占 5.6%。农业银行在这条线的西北地区设置了大量机构,为我国绝大部分少数民族和边疆地区提供普惠金融服务。在全国,农业银行有一万多个机构在县域,22万名员工长期工作在县域、农村及边远地区。

　　利用互联网金融服务成本低、覆盖面广的优势，农行将互联网金融服务“三农”作为全行的“一号工程”，着力打造网络融资、支付结算、电商服务三大平台，力争到2018年末实现“惠农e贷”“惠农e付”“惠农e商”对国家扶贫重点县全覆盖，进一步拓展“三农”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