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振江：就空间而言，近代长江文化的演进是一个由东至西、由下游至上游、由沿海到内地逐渐推移的过程。先是下游的上海一带摆脱传统迈向近代，逐渐发展成为独树一帜的海派文化。到19世纪末，中游最终发展为以湖湘文化为核心的新型近代文化。上游的巴蜀一带，文化的更新因地域与交通的局限而起步稍迟，到20世纪初才呈现日益近代化的趋势。

就时间而言，近代长江文化的发展与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相伴随。

就文化演进的层次而言，近代长江文化的发展是由表及里、由低级走向高级的过程。先是军事、科技、工商等领域率先发生物质层次的文化变迁，继而教育的更新和发展带来了近代长江人思想和知识的拓展和提高，最终经过辛亥革命刷新世风，社会观念、意识形态、生活风尚、日常习俗遂发生了划时代的巨变。

总之，在中国文化史上，近代长江文化是一种承上启下的过渡文化，不仅代表了长江文化由封闭到开放、由传统到现代的过渡，同时也表明了整个中国文化由古老的、封建式的农业文化向现代的、资本主义的工业文化的逐渐过渡。

始终走在全国区域文化的前列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代长江文化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呈现出怎样的特点？

陈振江：其一，近代长江文化是率先走向世界、追赶世界潮流的地域文化。在晚清数十年的历史变革中，长江流域或成为变革的首倡之地，或作为时代潮流的中心，始终走在全国其他区域的前列。长江文化标志时代精神，展现时代主题，领导或推动了其他地域文化参与变革，从而带动了中国文化近代化的进程。

其二，近代长江文化的演进是多层次、多侧面、多角度展开的。在物质层次上，长江流域先后从军事、经济、教育、城市、社会风俗等领域变革了文化的物质基础，为其崛起于近代准备了物质前提；在思想层次上，长江文化走过了由务实致用到中体西用、由改良政体到创建新政体的思想轨迹。无论是物质领域还是精神层次，长江文化都保持了旺盛的进取心，从而在20世纪初演化成为一种较完整意义上的近代文化。

其三，近代长江文化是以近代军事文明的兴起为起点的。主要洋务大员几乎都来自长江沿岸各省，如曾国藩来自湖南，李鸿章源于安徽，张之洞一生主要作为在湖北。长江由军事起步，开始走向文化的新生。

其四，近代长江文化的发展演变是以沿江通商口岸为中心，逐渐向周围地区影响和辐射的。19世纪中叶以来，举凡工厂、商店、学校、报馆、戏院、图书馆、印刷局、博物馆、邮政、交通等城市经济、文化设施，在上海、南京、镇江、武汉、重庆等沿江通商大港的相继出现，集中地显示了近代长江文化的演变和发展。

其五，近代长江文化具有较为浓厚的异化、西化色彩。

近代长江文化与海内外文化交流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某种意义上说，长江文化走向近代的历程，也就是近代长江与海内外文化交流日益拓展的历程。请简要介绍长江文化与海内外文化交流的现状。

陈振江：鸦片战争至洋务运动的几十年间，进入长江流域的西方人形形色色，有传教士、商人、政治家、医生以及工程技术人员等，他们在各自的领域或多或少地从事着西方文明的传播工作。除了自行组织译介西方书籍、从事中西学术文化的交流外，洋务运动开始后，活跃在长江流域的西学之士如伟烈亚力、玛高温、傅兰雅、金楷理、林乐知等，还先后在上海江南制造局的翻译馆从事合译西方书籍工作，从一个侧面推动了洋务运动在长江流域的深入展开。通过合作译书、交游往来，一批精通西学的新型长江人得以迅速成长起来。洋务运动期间，在江南一带开始出现了一批热心探求西方格致之学的士大夫，诸如松江的韩应陛、上元的管嗣复、慈溪的张斯桂，乃至徐有壬、王韬、吴子登等。而李善兰、徐寿、华蘅芳这些近代科学家，则更是在与西方传教士互相交游、互相学习、共同合作、精研西学的过程中，成为近代中西汇通的先驱和文化交流的前期代表。

随着对西方文明认识的深入，长江文化近代化程度的深化，越来越多的长江人开始走出长江，游历并留学海外，近代长江与海内外的文化交流遂逐步走向深入。1872年，首批赴美留学幼童由上海扬帆远航，拉开了近代中国派遣留学生的历史序幕。此后，长江流域涌现了一些留学欧美的先驱。在国外，他们努力学习和钻研西方文化知识，成为近代中国与西方诸国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归国后，他们辛勤工作，在各自的领域推动了近代长江乃至全国社会文化的变革。他们走出长江又归诸长江，实际上成了长江与西方文化交流的成果与结晶。

新文化运动前后，以留法为中心的勤工俭学浪潮开启。蔡和森、向警予、周恩来、李立三、邓小平、陈毅等，他们在留法归国后，纵横驰骋于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中国历史舞台，影响和左右此后长江流域乃至全国一系列的社会文化变革，并指导近代长江文化走向发展社会主义的新途。他们为近代长江文化的发展、为近代中国社会的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

总之，长江文化不仅通过近代海内外文化交流而发扬光大，走向较完整意义的近代化，同时，也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以其开放、积极、高远的姿态推动着整个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进程。